如此奇葩且故作神秘的任务布置模式，竟然能延续27年，足以让观众看清任务本质。

黄建新从监制和掌舵人的角度，分享了他对新导演的筛选与取舍。他提到，监制是一个维系电影运作、生产，维系电影工业制度的人，指挥大家在这个制度里“跳舞”。同时他也认为，“监制应该跟导演是最好的朋友”，监制是一个复合型的人，得懂艺术规律，也得懂一点经济管理，他需要在投资者跟导演之间建立一堵墙，帮助导演消化那些无益的干扰，厘清创作的根本，统筹全局，同时，要充分理解、尊重导演的想法。黄建新还对如今平台使用大数据过度干涉创作提出疑问：“大数据是告诉你电影跟观众的关系，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告诉你这儿必须改，那儿不对。（大数据）有它的意义，但绝对不是艺术创作的指导意义。我们《盗火者》最近也在做市场试映和观众测片，但不是在剧本创作和拍摄前期就告诉你这里那里必须改。”

直到高双星从父亲高明楼的口中得知，真正考上大学的是高加林，不是他时，高双星的脸上才终于失去了笑容。

正如安德烈·巴赞所言“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，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”。当老年题材电影沦为一种吸睛的范式，那么必然失去了生命与生活本身的厚重，倘使这种厚重感趋于式微，试问影片最终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？

对于演员，尤其是知名度稍弱的演员来说，也是如此。35岁的演员或许会面临机会流失的困境，但35岁正是导演创作的黄金年龄。某种意义而言，青年演员跨界导演不仅能最大程度把握创作主动性，也有利于拓宽发展空间，为个人事业上升创造更多机会。

怎么会有这样的恶人？冷血无情到了极致，罔顾亲情没有道义。